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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类:《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陈伟老师
校务处 发表于 2015年12月14日 星期一 11:47
 

书名:《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
作者:段琦
出版社:北京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份:2004

本书记述了基督新教在中国的历史,年份自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把新教带进中国开始,直至公元2000年。在整个论述中,焦点放在本色化的课题上。在引言部份,作者首先为“本色化”下了一个概括性的定义:本色化无非是基督教完全摆脱西方色彩,彻底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既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本色化教会,并能建立起“借着出于本土环境的文化范畴将基督教的道理表达出来”的本色化神学(页5-6)。作者把1807-2000年的时间分为4个时期,分别论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一、1807-1860年;二、1860-1900年;三、1900-20世纪20年代;四、20世纪20年代-2000年。

脚步未稳的第一个时期
在1807-1860年,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华,当中较有名的有马礼逊、郭实猎(K. F. A. Gützlaff)、裨治文(E. C. Brigman)等。传教士的工作主要有以下5方面:一、翻译圣经;二、出版、印制传教刊物;三、办学教导中国人识字;四、医药传道;五、中西文化交流,如编纂中外文的字典。这时的中国教会基本上谈不上本色化。作者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一个本色化教会是冯云山与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拜上帝会没有直接受过外来差会的资助和领导,因此它是能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可惜后来拜上帝会发展为太平天国,在礼仪、教义、道德方面越走越偏。太平天国在1864年灭亡,拜上帝会至终不能成为持续的本色化教会。

默默耕耘的第二个时期
在第二个时期(1860-1900年),传教士可分为保守派和自由派,前者以戴德生(James H. Taylor)为代表,后者以林乐知(Young J. Allen)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为代表。保守派主张直接向社会低下层的人传教,保守派中的内地会“培养了一批初具文化、忠于圣经而思想保守的传道人和信徒,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地方教会的领导人”(页65)。这是保守派对本色化的贡献。而自由派的文化传教方法促进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结合,对本色化有好的影响。然而,在这期间,不论在保守派或自由派中,作领导的主要还是外国人,能够由中国人自治、自养的教会只占少数,但可喜的是这类教会有增长的趋势。

猛然觉醒的第三个时期
在第三个时期(1900-1925年),中国发生了两件事: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这带来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中国信徒(甚至西方传教士)醒觉到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页109)。配合其他因素,例如中国教会出现了较成熟的领袖(如俞国帧、诚静怡),以及中国信徒也较成熟地支持教会等,各地纷纷出现了一些自立教会。其中一些例子包括上海的“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山东基督教自立会”等。然而,作者对这时期自立运动的评价是:自立教会注重的主要是经济上自养、行政管理上自治,但在组织形式和神学思想上仍然依赖西方,因此这时的自立运动只是本色化过程中的第一步。

日渐成熟的第四个时期
作者对第四个时期(20世纪20年代-2000年)的描述很是详尽。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提高了基督徒的民族意识和批判精神,这对推动本色化有重要的作用。随后在1922年开始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基运动),促使教会内的开明派深刻地检讨和批判教会内的问题。在1925-1927年发生了第二次非基运动,影响着教会本色化的发展。例如,这次运动的其中一个呼声,是要求收回教育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使教会着手废除教会内的不平等条约,为中国教会的自治铺路。这些发展的影响力一直延至北伐时期。

到了抗战前夕,中国教会在1930年发起了“五年奋进布道运动”,目的是传道及加强信徒的灵性。虽然此次运动收效不大,但至少可算是中国基督徒的自传运动。在抗战时期(1931-1945年)中国基督徒积极参与抗日工作,赢得国民的好感。这时的讨论集中在伦理方面,例如中国基督徒如何面对当前的困难和社会问题。随着这些发展,后来出现了吴耀宗发表的有关基督教、科学与唯物论的文章:《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作者认为这篇文章是中国基督教本色神学的一篇成功著作。

中国在1945年抗战胜利,1949年解放,解放后所有西方传教士都要撤走。在1951年春,西方传教士的撤离为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提供了客观条件(页528)。1950年7月,40名教会领袖发表了《三自宣言》,道出了中国教会新的总任务、基本方针和具体方法,使中国教会能实行自治、自养、自传的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公元2000年,中国教会致力于神学思想、组织建制和关心社会这3方面的处境化发展。

如果按作者所定的目标来评估-“只求描述清楚,不作过多的评论”(页589),本书已达到目的,因为作者无间断和详细地描述了从1807-2000年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历史。书中所引用的刊物也很适切和有代表性。因此,我诚意向每一位对中国教会本色化的课题有兴趣的同学推介此书,作为入门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