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是吊诡的精灵，一面像恶魔，一面像天仙。对我而言，苦难在深雾中；或者应该说，我在雾中看苦难。哲人在苦难的折磨下变得精彩；也有人在苦难的枷锁下离去，离开原本宣认的信仰，将耶稣的神圣唾弃。香港中文大学的温伟耀教授像是前者，经历人生患难，信仰更加亮丽；美国的巴特‧叶尔曼教授（Bart D. Ehrman，1955年生）像是后者。

在苦难下离去的两个人

叶尔曼在高中悔改接受主，入读保守的慕迪圣经学院，又到福音派的一流学府惠敦大学研读圣经，最后在学术的殿堂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中放弃信仰，现于北卡州大学任圣经与宗教科教席。坦白讲，他胆敢放弃信仰的认真和严肃，使我对他另眼相看。

他说：“最后，我把圣经视为一本人为的书籍，从人的观点写成，而且这些观点还不一致。”（《制造耶稣》Misquoting Jesus，页281）。

“简单来说，在经过几年的挣扎、祈祷、认真思考、研究和书写，最后我在7、8年前成为一个不可知论者。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一步，充满了各式各样起伏不定的情绪挣扎。但如今我已经来到了另一端，对于自己和这个世界，我都感到非常平静；我感觉自己比以往更了解这个世界、人类和宗教等一切事物。因此，如同我在访谈中提到的，我比以往更快乐，并且有着美好的人生！”（页291）

《制造耶稣》一书的英文原著于2007年出版，那么他离开基督信仰当在16、17年前了。西方一直都有无神论的圣经学者，但像他这样的背景好像并不多见。

叶尔曼表示，导致他不相信神，甚至无法确信他是否存在的真正原因不是圣经，而是苦难。为何圣经宣称有慈爱的神，竟容许世界有这么多可怕的苦难？

然后，我又发现香港人尊敬的民主斗士，杜叶锡恩女士（Elsie Tu，1913–2015）。她以传教士身分来中国，因为所属教会以极端的思维错解圣经，最终导致她转而离开教会，甚至放弃信仰。 

她其实也是认真的信念践行者，50年代从江西省退回香港，与难民同住简陋寮屋，过清贫生活，全心全意为贫困儿童的教育和自由民主付上代价。

还有更多“叶尔曼”和“杜叶锡恩”吗？

我一方面庆幸读到这些对信仰认真人士的经历，但同时他们也刺痛我的心，让我从内心深处反省：我是否在因循的安逸中失去信仰良知的听觉？听不听到踩过十字架救恩，却毅然离去的脚步声？那是轻快的舞步？还是沉重的爬行？

回顾我在香港事奉的教会的增长状况。1950年代的10年里，我们教会有287人受洗，这是香港最贫困的10年，却创出归主的历史高峰；60年代有171人受洗；70年代160人。

30年间共增618人归信基督加入教会，其中若有一半留下，教会就有300多人，但事实并非如此。1980年代的10年又有97人接受浸礼，1990年代则是84人。我们发现在教会信主而受洗的人留下来的少，离去的多。 

当然，离开的不代表离开信仰，可能因搬迁、健康、工作和转换教会等等原因吧。这里就引发了许多教牧事工的重要课题，是我们良院的同学和校友一生要面对的挑战。

但这一刻，我们关注的是教会里有没有更多“叶尔曼”和“杜叶锡恩”类型的信徒？也就是有没有不再与主耶稣有关系的连接，成为尝过十字架滋味后的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 

我真的很想知道，但我好像在浓雾中寻找失联的信徒（disconnected believers）。我国南方的4、5月仍会潮湿多雾，啊！春雾的天气，快些消散吧！